鲜为人知的国际联盟高级中国雇员吴孟班女史
（高云贵）记得30多年前，我赴京拜访我家多代爱国（抗日）世交和我本人忘年之交、世纪爱国才人、抗日名将、锄奸英雄、原全国政协委员、文天祥公23代世孙文强将军时，茶余饭后，他给我讲述了诸多民国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奇闻异事，以及事隔近半个世纪后，他又欣逢盛世而在晚年与诸多世交、挚友相逢相聚之美谈。尤其是我家收藏有民国时期著名才女吴叔班博士晚年日记多本。其中提及文强将军的多达上百处。
文强将军的父亲文振之公和吴叔班博士的父亲吴景濂先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同辈中国国民党元老。文振之公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挚友和留日同学，也曾是同盟会元老；而吴景濂先生在宋教仁被刺后一度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后因反袁氏称帝遭通缉。我收藏的吴叔班博士晚年日记本的封里就清楚地写着：“1918年9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吴景濂”。我没有考证过文振之公和吴景濂先生之间的交往，但可以想象的是，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交往，但是他们是相知相惜的。可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改革开放后文强将军和吴叔班博士都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任职，而且政治学习被编在一个学习组。一个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女博士、大才女、东北大学外文系主任和著名教授、当年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女儿，一个是艺专的高材生、黄埔精英、抗日名将、锄奸英雄、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府东北接收大员、文天祥公23代世孙、曾经在国共两党两军分别担任过要职的，加上上文提及的因素，当然地使得文强将军和吴叔班博士相交甚笃、情同姐弟。这就是我收藏的吴叔班博士晚年日记中有多达上百处提及文强将军的原因所在。
由于我家与文强将军家是世交，我本人与文强将军是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因此，我不但对文强将军较为了解，还通过文强将军的关系了解到一些吴叔班博士和其大姐吴孟班博士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并获得吴叔班博士转赠吴孟班博士国画一幅和多福油画。睹画思人，因此，我想起吴孟班博士当年担任国际联盟高级雇员等往事。
吴景濂长女吴孟班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宁远县（今兴城县级市）。幼时因家境寒微，弟、妹又相继出生，她自幼便帮母亲操持家务，侍奉长辈。自9岁开始， 因母亲的奶水全给了弟弟吃，她每日把高粱米用嘴嚼烂后喂给三妹， 哺育了三妹的成长。孟班自幼便颇俱长姊风范，只要能保护妹妹，打架骂街都不在话下，养成了心直口快、外向刚强的性格。
孟班自幼失学，直到15岁才入读小学，这时二妹、三妹已经入学数年了。孟班不甘落后，勤奋自强，只用 2-3 年便修完小学课业后入读中级师范，后随父迁往北京，民国二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先后在北京公立第四女子小学校、 北京公立第一女子中学、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任教。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即如今北京的超级牛校实验二小，是其最早期的教师之一，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曾教授。因吴父所在民初国会一直在新文化街一带活动，今新华社家属院内仍有当年国会遗址，因此孟班在京就学就业也均在新文化街附近。
1917年，孟班作为吴景濂的女眷随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1919 年，孟班回到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再入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女师大，今北京师范大学）图画专修科。虽入读女师大，但此时的孟班已立志出国留学。
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中国青年大批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 1919 年3月至1920年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对于孟班的出国意愿，她的母亲一开始是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开销太大，如果其他子女也要效仿，家里难以承担。孟班就说我自己考官费，考上才去。最终她是通过考取教育部的勤工俭学预备考试后出国留学，没有拿家里一分钱。
当时，女子出国留学属于凤毛麟角，勤工俭学运动期间赴法者共二十批、1600余人，其中女子总计不过二十人，1919年蔡畅、向警予为第一批，孟班是 1920年随蔡元培先生同往。孟班抵法时正值一战结束未久，法国经济不景气，做工、生活非常艰难，女子尤甚。当时在法国，女子工薪大约会低于男子三分之一，故以工作求学， 在普通情形，女子所耗时光，较男子约增三分之一或至一倍。当时孟班在国外靠卖画、绣花和打零工为生，住在天主教女青年会，直到多年后吴家家境好转，才得到些许接济。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一系列矛盾斗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因为法国自身面临经济危机，勤工俭学生处于勤工困难、 俭学不易的境地；另一方面中法当局又不满学生日益走向革命的倾向，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部分人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包括工人运动、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等，其中一部分（104人）因参加抗争活动，被遣送回国，如陈毅、蔡和森等，周恩来、向警予、李维汉等也陆续回国，另一部分于 1923 年后陆续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如邓小平、李富春等，这些人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
孟班没有参与政治活动，而是坚持完成了学业。她1922年考入底省（第戎）大学文科研究教育学，1923年考入巴黎大学。 孟班在巴黎大学原本学习美术，她爱好美术，在女师大时便是学习绘画，尤擅工笔，在巴黎大学学习西洋画进步也很快，但在学习人体素描时，面对男人体模特心存障碍，最终只得放弃，转学文科。在取得美术史系证书后，又于1924年获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获社会学系证书，192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高等哲学研究院。为研究教育思潮问题，孟班1926年回国搜集论文材料，1927年再去巴黎大学深造，大约在1930年左右获取巴黎大学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当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L' Evolution des Corporations Ouvrieres et Commerciales dansla Chine Contemporaine）。可惜的是，虽然获得了高学历，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除了曾短期兴办教育外，孟班的学识没有能够发挥用武之地。
1927年左右，孟班的小弟吴权也来到法国留学。孟班把小弟安置在男青年会，并时常前去看望，就此和与吴权同住男青年会的孙玺凤（孙鸣岗）相识、相恋。鸣岗坦承在山东乡下早已娶妻，是为包办婚姻，早无共同语言，正在办理离婚。吴景濂从女儿的来信获知此事后，还派人去山东调查，获知孙鸣岗确已离婚，才同意他们在巴黎订婚，但结婚须回国办理。订婚仪式由许德珩（1890-1990，九三学社创始人）、劳启荣（1900-1976，后改名劳君展，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及助手）夫妇作证婚人。
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孟班前往日内瓦，在国际联盟工作。孟班在国联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似曾位居要职。题图上的老照片，是国联的一次会议，孟班坐在会议主席右手，其身后站立的中国男子就是孙鸣岗，大约是作为国联的法律顾问参会。文强将军曾记得叔班曾拿着这张照片说她大姐当时是国联亚太区的秘书长，此事现已难以考证，在网上只能查到她是国联雇员，至少是在秘书处工作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鸣岗决定回国抗日，孟班遂于1932年 2月率先回国，孙鸣岗因工作合同未满，晚半年后回国。1932年11月19日，二人在天津国民大饭店举行婚礼，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证婚人。在旧时代，获得博士学位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女博士更是凤毛麟角，两位洋博士成婚，还有一位张伯苓大博士证婚，被传为美谈，轰动一时，各界名流云集，盛况空前。孟班28岁出国，为求学去国十余载，结婚时年已40岁。
归国后，经冯玉祥介绍，孙鸣岗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聘为省府参议，1934年被任命为第三路军军法处副处长。孟班随夫在山东期间，曾按照西方模式与理念，在高苑县创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听说几年前该校楼舍尚存，仍是当地知名的重点中学。1934年，42岁的孟班生下与孙鸣岗的独生女。1935-1938年， 孙鸣岗任威海卫特别行政区公署特派专员期间，孟班协助丈夫从事外事活动，频繁接待欧美各国到访军舰、海军将领。但幸福的时光短暂，结婚仅仅5年之后，孟班不得不面临与丈夫的分离。
1938年1月，在济南失守的情况下，孙鸣岗在威海组织武装起义，从此投入抗日战场。此前，他送孟班带领年仅3岁的女儿乘海轮回到天津投靠娘家。自此，孟班与丈夫分别，独立抚养幼女，度过了十一年的艰苦岁月。
孟班回到吴宅，正是1938年春节前夕，没过几日，杨氏就以“三十晚上嫁出去的姑娘不能看娘家的灯”风俗为由，把孟班及离婚后回家居住的季班赶出吴家。孟班无奈只得携幼女租房居住，不久杨氏又说，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丈夫在抗日，你就不要搬回来了，免得牵连吴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租界相对比较安全，但为了避免连累吴家，孟班不管多么艰难，也未曾搬回娘家，也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庇护和经济支持。
孙鸣岗威海起义后，在他的家乡，方圆百多里的鲁北平原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部队使用高树勋部番号，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他们屡屡袭击日本鬼子，处决汉奸。孙鸣岗在当地声望很高，被称为博士司令，还曾以其个人名义张贴布告宣布除奸政策。因此，日寇对孙恨之入骨，屡派敌特在天津骚扰孟班母女。所以，虽有高学识高学历，但为避敌伪耳目，孟班不敢抛头露面外出谋生，只能化名孙志文，隐居于租界。即便如此，仍屡遭日伪骚扰，有时清晨大门上会被插上一把尖刀，有时窗台上被放上一把锋利的剪刀，有时还会遭到特务尾随，或有敌特化妆成道士、尼姑、日本和尚，徘徊监视于屋前屋后， 甚至跑进门来问东问西。每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孟班就带着幼女搬一次家，两年间竟搬了十二次。直到后来，在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帮助下， 孟班才在附近的信义里觅得一处位于二楼的房间，条件相对较好，才算稳定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在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租界工部局（租界的自治行政机构）的默许下，也曾有日伪特务随工部局的安南（越南）警察，以搜捕逃犯为名闯入家中，被孟班用流利的法语骂走。三年后，孟班发现旁边宅院的主人是在国民大饭店开高级妓院的老鸨，不时有花枝招展的姑娘带着日伪军官出入，怕对女儿影响不好，于是又第十三次搬家到营口道四宜里，直到1948年搬回吴家大宅，由于无法外出谋生，孟班所携财产逐渐变卖一空，只得做些小买卖谋生，一个妇道人家，远赴石门（石家庄）贩运水果、猪肉回天津摆摊贩卖。1947年，孟班、仲班来到兴城整顿经营吴景濂多年前投资兴建的兴东农场，略有收益。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几经周折才在分别十一年后与丈夫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孟班随夫定居北京，曾在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图书馆任职，后因病离职。1970年病逝于家中。（孙鸣岗1938年夏辞职到沂蒙山区与中共山东分局取得联系，在鲁北黄河南岸清西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任司令，1940年初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三大队。先后任清河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抗敌自卫军鲁北支队司令员、省法律编纂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45年经陈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经济法律委员会委员，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法律工作。1961年1月15日在北京病逝。）
作者：高云贵（1966年11月出生于一个原国民党著名抗日家族。在大学读书期间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长期在基层党委任职。现供职于安徽省泗县工商联。祖父兄弟计10人中就有6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其分别为其祖父高锦书及其弟高玉书、高洛书、高玺书、高瑞书和高华书，其中高华书以身殉国）
文强将军的父亲文振之公和吴叔班博士的父亲吴景濂先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同辈中国国民党元老。文振之公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挚友和留日同学，也曾是同盟会元老；而吴景濂先生在宋教仁被刺后一度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后因反袁氏称帝遭通缉。我收藏的吴叔班博士晚年日记本的封里就清楚地写着：“1918年9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吴景濂”。我没有考证过文振之公和吴景濂先生之间的交往，但可以想象的是，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交往，但是他们是相知相惜的。可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改革开放后文强将军和吴叔班博士都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任职，而且政治学习被编在一个学习组。一个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女博士、大才女、东北大学外文系主任和著名教授、当年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女儿，一个是艺专的高材生、黄埔精英、抗日名将、锄奸英雄、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府东北接收大员、文天祥公23代世孙、曾经在国共两党两军分别担任过要职的，加上上文提及的因素，当然地使得文强将军和吴叔班博士相交甚笃、情同姐弟。这就是我收藏的吴叔班博士晚年日记中有多达上百处提及文强将军的原因所在。
由于我家与文强将军家是世交，我本人与文强将军是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因此，我不但对文强将军较为了解，还通过文强将军的关系了解到一些吴叔班博士和其大姐吴孟班博士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并获得吴叔班博士转赠吴孟班博士国画一幅和多福油画。睹画思人，因此，我想起吴孟班博士当年担任国际联盟高级雇员等往事。
吴景濂长女吴孟班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宁远县（今兴城县级市）。幼时因家境寒微，弟、妹又相继出生，她自幼便帮母亲操持家务，侍奉长辈。自9岁开始， 因母亲的奶水全给了弟弟吃，她每日把高粱米用嘴嚼烂后喂给三妹， 哺育了三妹的成长。孟班自幼便颇俱长姊风范，只要能保护妹妹，打架骂街都不在话下，养成了心直口快、外向刚强的性格。
孟班自幼失学，直到15岁才入读小学，这时二妹、三妹已经入学数年了。孟班不甘落后，勤奋自强，只用 2-3 年便修完小学课业后入读中级师范，后随父迁往北京，民国二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先后在北京公立第四女子小学校、 北京公立第一女子中学、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任教。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即如今北京的超级牛校实验二小，是其最早期的教师之一，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曾教授。因吴父所在民初国会一直在新文化街一带活动，今新华社家属院内仍有当年国会遗址，因此孟班在京就学就业也均在新文化街附近。
1917年，孟班作为吴景濂的女眷随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1919 年，孟班回到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再入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女师大，今北京师范大学）图画专修科。虽入读女师大，但此时的孟班已立志出国留学。
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中国青年大批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 1919 年3月至1920年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对于孟班的出国意愿，她的母亲一开始是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开销太大，如果其他子女也要效仿，家里难以承担。孟班就说我自己考官费，考上才去。最终她是通过考取教育部的勤工俭学预备考试后出国留学，没有拿家里一分钱。
当时，女子出国留学属于凤毛麟角，勤工俭学运动期间赴法者共二十批、1600余人，其中女子总计不过二十人，1919年蔡畅、向警予为第一批，孟班是 1920年随蔡元培先生同往。孟班抵法时正值一战结束未久，法国经济不景气，做工、生活非常艰难，女子尤甚。当时在法国，女子工薪大约会低于男子三分之一，故以工作求学， 在普通情形，女子所耗时光，较男子约增三分之一或至一倍。当时孟班在国外靠卖画、绣花和打零工为生，住在天主教女青年会，直到多年后吴家家境好转，才得到些许接济。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一系列矛盾斗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因为法国自身面临经济危机，勤工俭学生处于勤工困难、 俭学不易的境地；另一方面中法当局又不满学生日益走向革命的倾向，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部分人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包括工人运动、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等，其中一部分（104人）因参加抗争活动，被遣送回国，如陈毅、蔡和森等，周恩来、向警予、李维汉等也陆续回国，另一部分于 1923 年后陆续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如邓小平、李富春等，这些人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
孟班没有参与政治活动，而是坚持完成了学业。她1922年考入底省（第戎）大学文科研究教育学，1923年考入巴黎大学。 孟班在巴黎大学原本学习美术，她爱好美术，在女师大时便是学习绘画，尤擅工笔，在巴黎大学学习西洋画进步也很快，但在学习人体素描时，面对男人体模特心存障碍，最终只得放弃，转学文科。在取得美术史系证书后，又于1924年获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获社会学系证书，192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高等哲学研究院。为研究教育思潮问题，孟班1926年回国搜集论文材料，1927年再去巴黎大学深造，大约在1930年左右获取巴黎大学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当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L' Evolution des Corporations Ouvrieres et Commerciales dansla Chine Contemporaine）。可惜的是，虽然获得了高学历，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除了曾短期兴办教育外，孟班的学识没有能够发挥用武之地。
1927年左右，孟班的小弟吴权也来到法国留学。孟班把小弟安置在男青年会，并时常前去看望，就此和与吴权同住男青年会的孙玺凤（孙鸣岗）相识、相恋。鸣岗坦承在山东乡下早已娶妻，是为包办婚姻，早无共同语言，正在办理离婚。吴景濂从女儿的来信获知此事后，还派人去山东调查，获知孙鸣岗确已离婚，才同意他们在巴黎订婚，但结婚须回国办理。订婚仪式由许德珩（1890-1990，九三学社创始人）、劳启荣（1900-1976，后改名劳君展，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及助手）夫妇作证婚人。
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孟班前往日内瓦，在国际联盟工作。孟班在国联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似曾位居要职。题图上的老照片，是国联的一次会议，孟班坐在会议主席右手，其身后站立的中国男子就是孙鸣岗，大约是作为国联的法律顾问参会。文强将军曾记得叔班曾拿着这张照片说她大姐当时是国联亚太区的秘书长，此事现已难以考证，在网上只能查到她是国联雇员，至少是在秘书处工作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鸣岗决定回国抗日，孟班遂于1932年 2月率先回国，孙鸣岗因工作合同未满，晚半年后回国。1932年11月19日，二人在天津国民大饭店举行婚礼，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证婚人。在旧时代，获得博士学位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女博士更是凤毛麟角，两位洋博士成婚，还有一位张伯苓大博士证婚，被传为美谈，轰动一时，各界名流云集，盛况空前。孟班28岁出国，为求学去国十余载，结婚时年已40岁。
归国后，经冯玉祥介绍，孙鸣岗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聘为省府参议，1934年被任命为第三路军军法处副处长。孟班随夫在山东期间，曾按照西方模式与理念，在高苑县创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听说几年前该校楼舍尚存，仍是当地知名的重点中学。1934年，42岁的孟班生下与孙鸣岗的独生女。1935-1938年， 孙鸣岗任威海卫特别行政区公署特派专员期间，孟班协助丈夫从事外事活动，频繁接待欧美各国到访军舰、海军将领。但幸福的时光短暂，结婚仅仅5年之后，孟班不得不面临与丈夫的分离。
1938年1月，在济南失守的情况下，孙鸣岗在威海组织武装起义，从此投入抗日战场。此前，他送孟班带领年仅3岁的女儿乘海轮回到天津投靠娘家。自此，孟班与丈夫分别，独立抚养幼女，度过了十一年的艰苦岁月。
孟班回到吴宅，正是1938年春节前夕，没过几日，杨氏就以“三十晚上嫁出去的姑娘不能看娘家的灯”风俗为由，把孟班及离婚后回家居住的季班赶出吴家。孟班无奈只得携幼女租房居住，不久杨氏又说，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丈夫在抗日，你就不要搬回来了，免得牵连吴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租界相对比较安全，但为了避免连累吴家，孟班不管多么艰难，也未曾搬回娘家，也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庇护和经济支持。
孙鸣岗威海起义后，在他的家乡，方圆百多里的鲁北平原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部队使用高树勋部番号，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他们屡屡袭击日本鬼子，处决汉奸。孙鸣岗在当地声望很高，被称为博士司令，还曾以其个人名义张贴布告宣布除奸政策。因此，日寇对孙恨之入骨，屡派敌特在天津骚扰孟班母女。所以，虽有高学识高学历，但为避敌伪耳目，孟班不敢抛头露面外出谋生，只能化名孙志文，隐居于租界。即便如此，仍屡遭日伪骚扰，有时清晨大门上会被插上一把尖刀，有时窗台上被放上一把锋利的剪刀，有时还会遭到特务尾随，或有敌特化妆成道士、尼姑、日本和尚，徘徊监视于屋前屋后， 甚至跑进门来问东问西。每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孟班就带着幼女搬一次家，两年间竟搬了十二次。直到后来，在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帮助下， 孟班才在附近的信义里觅得一处位于二楼的房间，条件相对较好，才算稳定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在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租界工部局（租界的自治行政机构）的默许下，也曾有日伪特务随工部局的安南（越南）警察，以搜捕逃犯为名闯入家中，被孟班用流利的法语骂走。三年后，孟班发现旁边宅院的主人是在国民大饭店开高级妓院的老鸨，不时有花枝招展的姑娘带着日伪军官出入，怕对女儿影响不好，于是又第十三次搬家到营口道四宜里，直到1948年搬回吴家大宅，由于无法外出谋生，孟班所携财产逐渐变卖一空，只得做些小买卖谋生，一个妇道人家，远赴石门（石家庄）贩运水果、猪肉回天津摆摊贩卖。1947年，孟班、仲班来到兴城整顿经营吴景濂多年前投资兴建的兴东农场，略有收益。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几经周折才在分别十一年后与丈夫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孟班随夫定居北京，曾在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图书馆任职，后因病离职。1970年病逝于家中。（孙鸣岗1938年夏辞职到沂蒙山区与中共山东分局取得联系，在鲁北黄河南岸清西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任司令，1940年初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三大队。先后任清河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抗敌自卫军鲁北支队司令员、省法律编纂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45年经陈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经济法律委员会委员，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法律工作。1961年1月15日在北京病逝。）
作者：高云贵（1966年11月出生于一个原国民党著名抗日家族。在大学读书期间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长期在基层党委任职。现供职于安徽省泗县工商联。祖父兄弟计10人中就有6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其分别为其祖父高锦书及其弟高玉书、高洛书、高玺书、高瑞书和高华书，其中高华书以身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