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蔚与法学家｜孙鹏——民商法圈子“通行证”

有些人的名字，是一个圈子的通行证。不知道他，你便是门外汉；提起他时眼里没有光，你便还不够格。零三年光景，在天南地北的考研学子堆里混迹的我，便是在这种近乎神秘的氛围里，头一回听说了孙鹏教授的大名。那些未来的法学家们一提起他，眼睛便倏地亮了，言语间流淌着各种掌故与膜拜，仿佛不知晓孙鹏老师的典故，尤其在民商法这一亩三分地里，便是白混了。我于是也跟着肃然起敬起来，仿佛窥见了一座学术殿堂的辉煌檐角。 

 

  

  

  

      

   终于得了机会，听说他要在“川外”讲一堂民法课。我便随着人流去了，那场景，至今想起来仍觉震撼——果然是座无虚席，连门框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空气里漾着一种热切的期盼。孙老师准时，甚至提前了几分钟，提着一个水杯，悠悠然地来了。令我惊异的是，他竟没带讲义，也没见着课本，就这么空着手，洋洋洒洒地讲开了。那民法在他口中，仿佛不是系列艰深冷硬的理论，而成了一股活泼泼的、随处流淌的活水。他随口便能攀附经典，信手拈来皆是生动鲜活的案例；甚至，就着手里的水杯，身上的物件，都能就地取材，化作讲述物权、合同的道具。那一堂课，法学活了，有了温度，有了触感，亦有了回响。我混在人群里，第一次见识了何谓“通透”。 

 后来，我如愿进入西政，成为李开国先生的门生，竟与孙鹏教授成了同门，班上有同学选了他作导师，我这辈分便也水涨船高似的。在学校的日子里，孙老师的课总是最叫座的之一，不独在校内，在社会上亦是如此。他的声名早已飘逸出了学校的围墙，成了寻常百姓家也如雷贯耳的人物。同门间流传着他的轶事，说他脑瓜子灵光，是搞学术的一把好手。在《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颁布后，他在不到两年内，便已写就一本合同的讲义，洋洋洒洒，鞭辟入里，兼有理论的高度与实务的视角，引证诸如吉尔摩《契约的死亡》等名著，令人叹服。他是西政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这光芒，在我毕业二十年后，仍在一代代学子间传承，不曾黯淡。   

       

 在校期间，讲座听得不少，我却没印象听过孙老师的专场。倒是在几次学术活动上，聆听了他的点评，依旧是那一贯的风格，诙谐，幽默，生动，活泼，总能于严谨处生发出妙趣，引得满堂笑声。后来恩师七十大寿，我回重庆庆生，代表发言的正是孙鹏教授。他一开口，便抓住所有人的耳朵。他以孩子在作文里，所写“我爸爸满头花白头发”，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成熟。

其实，那时他才刚过不惑之年，想来是用脑过度，辛勤透支了青丝。然而这早生的华发，非但不显苍老，反更添了几分学问家的厚重与气度。再到先生八十寿辰，又见孙老师登台，风采依旧。娓娓道来间，恩师的教泽历史，同门的趣事轶闻，被他讲得血肉丰满，满堂生春。那回，我终于有幸与先生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

这期间，陆陆续续得知他奔走于天南地北，出席各种会议，开设重要讲座，尤其他先后几次到云南为公检法宣讲民法典的消息，总让我格外留意。说来也怪，仿佛命运的刻意安排，他每次来时，我总恰巧在外地出差，一次又一次，竟都失之交臂。细细想来，自那年窗外挤在门边初聆教诲之后，竟再没有机会完整地、静静地听他上一堂课了。这成了我心底一件不大不小、却始终萦绕的憾事。 

        

    

 然而，那最初印象的力量竟是如此强大。只需那一面，他便在我心里定格了——那位提着一杯水，空着两手，便能将艰深民法化作满堂春风的教授。他让法律不再是纸面上冰冷的条文，而成了流淌在生活里的智慧与温情。他本人，忽像那重庆码头流传的“言子儿”，用最鲜活、最生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一门精深的学问，说成了人人可爱、可懂、可亲近的佳话。

这样的教授，是为西政增光的。我遥遥地听着他的消息，打心底持续不断为他喝彩。 2025年8月1日于西亮塘          

      

 

 作者简介      李承蔚，70后律师，西南政法大学首批咨询委员，西政英才推荐大使，西政云南校友会发起人之一，致公党云南省委法治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法律服务团副团长，泰中国际仲裁与调解中心仲裁员，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库专家，在《中国法律评论》《中国律师》《民主与法制》等刊物发表实务文章上百篇，出版《法意人生》《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研究》《保险法律实务操作指引与风险防控》《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法律实务操作指引与风险防控》《青年律师的攻守道》等专著，正筹划《写在法律边上》《书缘与人缘》等专著出版。